她什么也没问，什么安慰的话也没说，只是伸出手，那手粗糙得像老树皮，却异常稳定地，轻轻按了按他右肩没有受伤的地方。

“活着就好。”她只说了这么四个字，声音不高，却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，落在了顾长风的心上。

没有怜悯，没有唏嘘，只有一种面对现实、接受现实的冷静力量。

从这一天起，周陈氏便无声无息地融入了这个家庭，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，没有激起太多浪花，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水流的走向。

她的话极少，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地做事。天不亮就起床，生火、烧水、打扫院子，动作麻利得不像个年近花甲的妇人。

她接手了照顾顾长风起居的所有事务。喂饭、喂药、擦洗身子、更换伤口的敷料，甚至处理那些带着脓血的脏污绷带，她都做得一丝不苟，脸上没有任何嫌弃或不适的表情。

她不像柳映雪那样，会因为顾长风疼痛时的闷哼而心疼得眼圈发红，也不会像顾王氏那样，会用带着乡音的唠叨去鼓励或“逼迫”他。

她只是在该做什么的时候，就沉默地去做。当顾长风因为康复训练的剧痛而额头青筋暴起、想要放弃时，她会用那双清亮而平静的眼睛看着他，不说话，但那目光仿佛在说：“这点痛，忍不下去吗？”

奇怪的是，在这种沉默的、近乎严苛的注视下，顾长风那点因伤病而滋生出的烦躁和脆弱，竟有些无处遁形。

他咬紧牙关，一次次地，尝试着抬起那沉重如灌铅的左臂，尝试着活动那麻木僵硬的手指，哪怕只能移动一毫米，哪怕疼得浑身被冷汗湿透。

周陈氏还带来了一些南方的土方子。她用晒干的艾草煮水，放温后给顾长风熏洗受伤的左臂，说可以活血通络；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些草药，捣碎了和上鸡蛋清，敷在他肩胛骨周围的肌肉上，缓解僵硬和疼痛。

这些土法，瓦西里医生来看过，不置可否，但见顾长风用了之后肌肉确实松弛了些，疼痛也有所减轻，便也默许了。

在周陈氏这种近乎“军事化”的、细致而又严格的照料下，再加上瓦西里医生定期的复查和指导，以及顾长风自己那股被激发出来的、不服输的狠劲，他的伤势，竟然真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，一点点地好转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