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本咬着牙，刚想开口反驳，特高课情报官突然浑身一颤，抬起头，眼里满是恐惧：“我说！我说！静安寺路的据点里有3名情报官，负责传递‘福顺号’的实时动向，据点里还有一部加密电台，每天晚上8点会向特高课发报……‘福顺号’的船主叫刘三，左脸有刀疤，他的堂弟在日军码头当守卫，会帮他们把军火运出码头。”

令狐靖远站在地下室门口，听到这里，心里一紧——如果刘三的堂弟在码头当守卫，那拦截“福顺号”的难度就更大了。他走进地下室，对特高课情报官说：“刘三的堂弟叫什么？在码头哪个岗位？”情报官哆哆嗦嗦地说：“叫刘四，在3号泊位的守卫亭当班长，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值班，他会在‘福顺号’靠岸后，让人把军火从船底暗格搬到码头的仓库里，再用日军的卡车运走。”

令狐靖远立刻让小吴给长沙站发报，让他们提前调查刘四的底细，同时调整拦截计划：“让孙亚兴带4名队员，扮成‘码头搬运工’，在‘福顺号’靠岸前混入3号泊位，趁刘四不注意，控制住他；赵良带3名队员，在码头仓库附近埋伏，一旦军火被运到仓库，就立刻行动；老李带两个车夫，在码头外的路口等着，负责接应队员撤离。”

6月27日上午8点，上海码头的雾气还没散，3号泊位周边已经有了不少搬运工，孙亚兴和队员们穿着粗布短褂，肩上扛着扁担，混在人群里，时不时往远处的江面张望。刘四穿着日军守卫的制服，站在守卫亭里，手里拿着哨子，时不时吹两声，指挥搬运工们干活。孙亚兴假装去守卫亭旁边的水龙头接水，趁机观察刘四的动静——刘四的腰间别着一把手枪，桌子上放着一个对讲机，应该是用来和其他守卫联系的。

9点50分，远处的江面上出现了“福顺号”的影子，船身挂着“杂粮”的旗号，慢慢向3号泊位靠近。孙亚兴给队员们使了个眼色，队员们悄悄摸向守卫亭。刘四看到“福顺号”，立刻拿起对讲机，说了几句日语，然后走出守卫亭，准备指挥“福顺号”靠岸。就在这时，孙亚兴突然冲上去，一把捂住刘四的嘴，队员们立刻上前，把他按在地上，用绳子绑紧，嘴里塞上布条，然后把他拖进守卫亭，换上他的制服，拿起对讲机，模仿他的声音，继续指挥“福顺号”靠岸。

10点整，“福顺号”顺利靠岸，船主刘三站在船头，左脸的刀疤在阳光下格外显眼。他跳上岸，走到“刘四”（孙亚兴扮的）面前，低声说：“货都在船底暗格，赶紧让人搬下来，别耽误时间。”孙亚兴点点头，用日语对身边的“守卫”（队员扮的）说：“去叫几个搬运工，把‘福顺号’上的‘杂粮’搬到仓库里。”队员们立刻去叫搬运工，其实都是赵良带的队员，他们扛着扁担，假装去搬“杂粮”，实则是去控制船上的日特。

刘三见搬运工们开始搬“杂粮”，放心地走到一边，掏出烟卷，刚想点燃，突然看到赵良带着队员从仓库方向冲过来，手里拿着枪，他立刻意识到不对劲，转身就想跑。孙亚兴眼疾手快，从腰间掏出手枪，对准刘三的腿，扣动扳机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刘三跪倒在地，惨叫一声。队员们立刻冲上去，把他绑紧，嘴里塞上布条。

船上的日特听到枪声，立刻掏出枪，对着搬运工们射击。赵良带着队员躲到船的侧面，与日特展开激烈的枪战。日特的火力很猛，队员们一时无法靠近。孙亚兴见状，从守卫亭里拿出一颗烟雾弹，扔到船边，灰白色的烟雾瞬间笼罩了船身。队员们趁机冲上船，与日特展开近身搏斗。一个日特拿着匕首，刺向赵良的胸口，赵良侧身避开，反手一拳打在日特的脸上，日特倒在地上，队员们立刻冲上去，把他绑紧。

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战斗，船上的5名日特全部被抓获，从船底暗格搜出了5万发步枪子弹和200枚手榴弹。孙亚兴让队员们把军火搬到仓库里，然后押着刘三和日特，往码头外的路口走。老李带着两个车夫已经在路口等着，看到他们过来，立刻把黄包车赶过来，让队员们把俘虏押上车，快速离开了码头。

中午12点，令狐靖远在阁楼据点收到了孙亚兴的电报，得知“福顺号”的军火已被成功拦截，刘三和5名日特全部被抓获，心里松了口气。他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阳光，心里想着：“这次拦截行动很成功，不仅阻止了日军的军火运输，还端了特高课的临时据点，算是给黑田小组在上海的谍网画上了一个句号。”

下午2点，孙亚兴回到阁楼据点，向令狐靖远汇报审讯情况：“刘三供认，他已经帮日军运了三次军火，前两次都顺利运到了武汉，这次是第四次，没想到被咱们截了。另外，他还交代，特高课在上海还有一个‘零散谍报网’，由10名潜伏在工商界、教育界的日特组成，负责收集上海的经济情报和教育情报，他们的联络方式是通过‘荣记书店’的暗号——买一本《论语》，翻到第10页，里面会有密写情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