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秋的风卷着梧桐絮扑在“特调九局”的铜牌上，林野将车停在老城区巷口，抬头望了眼斑驳的墙——“红星机械厂职工宿舍3号楼”，门楣上的红漆早褪成灰白，像道未愈的旧疤。

“这就是报社说的‘哭楼’？”新调入的实习生小夏攥着笔记本，指尖泛白，“住户说每到阴雨夜，三楼走廊就有女人哭，哭够了就有人发烧住院，上周急诊收了三个，症状都是寒战、说胡话。”

林野推开门。楼道里霉味呛鼻，墙皮剥落处露出暗红的砖，像凝固的血。三楼转角处的声控灯忽明忽暗，他抬手按亮廊灯，昏黄光线里，墙根堆着半筐煤球，水泥地上有星点水痕，顺着踢脚线蜿蜒到尽头——302室门前。

“302室的王奶奶上周三突发肺炎，现在还在ICU。”社区主任搓着手，“她总说听见有人喊‘还我清白’，我们劝她别信，可……”

门开了条缝，穿病号服的老太太扶着门框，浑浊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林野：“同志，那东西又哭了，你们得把她带走！”

第七档案室的台灯亮到凌晨三点。林野翻着三十年前的旧案卷，纸页脆得像蝉翼。

“1993年冬，红星厂女工周淑芬坠楼身亡。”老周戴着花镜念道，“当时认定为抑郁自杀，可遗书字迹歪扭，不像本人。她丈夫李卫国后来调去省城，再没回来。”他推了推眼镜，“对了，周淑芬死前三天，车间丢了批精密零件，保卫科查了半个月没结果。”

窗外炸响惊雷。林野盯着案卷里周淑芬的照片——二十来岁，扎着麻花辫，笑起来有虎牙。照片背面有行铅笔字：“12月15日，他说要离婚，可孩子才半岁。”

“监控组怎么说？”他问。

“302室上方的水箱有异常。”苏明调出热成像图，“每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，水箱附近温度比其他区域低8度，像……有团冰在烧。”

林野起身套上防化服：“今晚蹲守。”

子时的宿舍楼像具沉默的巨兽。林野和苏明躲在水箱旁的储物间，红外望远镜里，302室的门缓缓打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