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会上皇帝当廷下旨，擢升凌初瑶为“漕运整顿特使”，赐银印，许其“协理户部、工部，督查漕运一切事宜”。旨意一出，朝堂哗然。但皇帝只一句“朕意已决”，压下了所有异议。

凌初瑶领旨谢恩时，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扎在背上——惊诧的、质疑的、嫉妒的，还有几道冰冷的、带着杀意的。

她不在乎。

接下漕运令牌的第三日，她没有像外界预想的那样立刻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，而是递了第一道奏请：请旨查阅自大周开国以来，所有与漕运相关的档案。

工部、户部、乃至内廷密档，只要涉及漕运，她都要看。

整整一个半月，凌初瑶几乎泡在翰林院藏书阁和工部档房里。每天辰时初刻到，戌时末刻走，带去的水壶和干粮都在午时解决。档房的灰尘大，她特意让春杏做了几副棉布口罩，饶是如此，出来时鼻孔里还是黑的。

她看的不仅仅是数字。

永昌三年，徐州段新修闸坝，工部核银五万两，实际支出八万两，三万两“去向不明”的批注旁，有当时御史的朱批：“查无实据，不了了之。”

永昌九年，临清漕运分司主事贪墨案发，抄家时搜出白银三万两，其中一万两是当年朝廷下拨的“河道疏浚专款”。此人最后判了个流放，家产充公，但案子结了，钱没了。

永昌十五年，淮安段漕船倾覆，淹死漕丁二十七人，抚恤银每人二十两，但家属实际只拿到十两，另外十两“被层层克扣”——这是当时一个良心未泯的小吏在账册夹页里偷偷写下的。

一页页翻过去，触目惊心。

“小末。”深夜的书房里，凌初瑶揉着发胀的太阳穴，“调出《大周地理志》中所有涉及运河河道变迁的记载，与历年疏浚工程做交叉比对。”

光屏无声亮起，蓝色的数据流飞快滚动。片刻后，结果呈现——过去三十年，漕运河道平均每五年就要大疏浚一次，每次花费都在十万两白银以上。但河道的通航能力，不仅没有提升，反而因为泥沙淤积、河床抬升，在逐年下降。

“典型的‘越疏越淤’。”凌初瑶喃喃自语，“钱花了，事没成。”

档案看得差不多后，她递上第二道奏请：请旨实地勘察漕运关键河段。

七月，凌初瑶带着一支精简的队伍出发了。除了一队皇帝特派的二十名羽林卫作为护卫，她只带了墨渠、大丫、冬生，以及两名户部老吏、一名工部精通水文的主事。

第一站，通州码头。

这是漕运的北端终点，本该是万舸争流的繁华景象。可当凌初瑶站在码头高处望去时，看到的却是萧瑟——停泊的漕船大多陈旧，船板开裂，桐油剥落。码头上的力夫衣衫褴褛，扛着沉重的麻袋，在狭窄的跳板上步履蹒跚。

她走近一艘正在卸货的漕船。船主是个黑瘦的中年汉子，见官府来人，吓得就要跪。

“不必多礼。”凌初瑶摆手，“这船载重多少？”

“回……回大人，一千二百石。”船主声音发颤。

“实际能装多少？”

船主眼神躲闪：“就……就一千二百石。”

一旁的大丫悄悄拉了拉凌初瑶的袖子，低声道：“婶婶，我刚才问了力夫，说这船至少能装一千五百石，但船主不敢，怕超载了被沿途关卡罚。”

凌初瑶点点头，没再追问。她登上船，仔细查看船舱结构、船板厚度。墨渠拿出尺子测量，工部主事则在记录船体的吃水线。